在《外交风云》第三十集，田家英向主席汇报道：“总理今天到达了索马里摩加迪沙，这是他们此次访问非洲的最后一站。”
主席听后微微一笑，随即问道：“家英，你知道我们最早与索马里接触是哪个朝代的吗？”
田家英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主席略带戏谑地笑了：“第一个踏上索马里土地的是唐朝的杜环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经行记》。”
田家英听了不禁惊讶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和索马里有过交往？”
主席的学识博大精深，提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惊叹，田家英虽然听到这段历史也感到震惊，但这类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对于当时的观众，甚至在今天的网络信息时代，依然充满神秘。杜环这位唐朝的使者，曾是中国最早的非洲“旅行者”。他对非洲的“非凡之行”从一开始的无奈到后来的圆满结束，都充满了传奇色彩。
展开剩余77%杜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，学识渊博，能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。公元744年，唐玄宗派遣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远征西域，深入大食国。在前往石国的途中，因遭遇葛罗禄部的叛变，高仙芝的军队遭遇重创。杜环作为一名文官被俘，被带到大食和其他邻国游历。尽管身为俘虏，杜环因其语言能力与知识，受到了特殊待遇。他不仅有机会游历各地，还详细记录下所见所闻，写下了数万字的《经行记》。可惜，书籍最终在战火中毁损，只剩下了杜佑在《通典》中引用的残篇，其中保存了1511个字的珍贵记载。这些文字的内容为后人了解杜环的旅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。
在唐朝的记载中，索马里被称作“殊奈”，而这一名称，似乎与波斯语中的“桑给”有着某种联系。唐朝的文献中提到，殊奈国的居民属于昆仑族。昆仑族这一名称，广泛用于指代南海与印度洋地区肤色较深的民族，包括东非的黑人族群。这些人常被称作“桑给”，意为“黑色的人”，在波斯语中尤为常见。在唐代，昆仑人是一个涵盖了多种不同族群的称呼，既包括南印度的泰米尔人，也包括东南亚的高棉族等多个群体。
唐代的《大唐游侠传》中也有提到“昆仑奴”，这些“昆仑奴”因其力量与忠诚而著名，虽然历史中也记载了一些因愤怒而弑主的悲剧事件。例如，广州刺史路元璇由于过度的暴虐而遭遇了昆仑奴的反叛，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昆仑奴的复杂身份与多重命运。
在《唐会要》一书中，我们看到了关于殊奈国的记载，其中提到其与婆罗门文化相似，文字与习俗也与印度接近。殊奈国的地理环境颇为特殊，位于亚丁湾南岸，其气候和土壤条件与今天的索马里南部几乎没有太大变化。当时的文献记载称该地区的农业完全依赖降水，其独特的水源利用方式至今仍可见影像。
此外，唐朝的广阔胸怀和包容性也为它的历史增添了不少光彩。唐代的中国无论是对待外国的使者，还是通过文化交流得到的外来人才，都展现了开放的态度。唐朝的大将军、文学家、画家等，常常都不是单纯的“唐人”。例如，史思明、安禄山等人都有着突厥或其他民族的血统，这种族群融合的背景也促成了唐朝的文化繁荣。
正如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所记载，唐朝并不拘泥于种族或出身，而是根据个人才能决定职位。许多出身外族的名将如阿史那社尔、李大亮等，都在唐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唐朝的伟大之一，便是这种“海纳百川”的精神。唐朝从来不将外人视作异类，而是鼓励他们参与治理与战争，在这一点上，唐朝的策略与隋朝截然不同。隋朝的失败，恰恰在于过于注重权力的集中与不合理的征税。
唐朝的外交政策尤为精彩。正如李世民所言：“中国百姓，实天下之根本，四夷之人，乃同枝叶，扰其根本以厚枝叶，而求久安，未之有也。” 这句话的含义是，只要我们强大，世界各地都会愿意与我们交往，而不必担心异族的威胁。这种理念，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，特别是唐朝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。
这些历史片段，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多元、开放、且富有远见的唐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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